江口沉银：蜀王世子10多斤重金印出水

江水汇流，烟锁迷雾，铅弹斑驳，金印犹光。

历时3个多月，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以下简称江口沉银）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结束。4月29日，在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地，江口沉银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成果新闻通报会举行。而在几百米外的库房里，三期出水的许多文物也首次对外公开亮相。

↑三期发掘区全景。

岷江滚滚而去，始终没能带走流传江口的谜题。脚下曾出土上万件文物的暗红色河床蜿蜒，让许多参会人员仿佛置身于炮火连天的那段江战岁月之中。

通报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领导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彭山区文物管理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本年度的工作于2019年11月10日开始围堰，2020年1月10日正式开始发掘，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文物上万件，其中一枚重达10多斤的蜀王世子的“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

↑“蜀世子宝”金印。

蜀王府10多斤重金印亮相

国内首次发现 仅此一枚

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江口沉银本年度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进一步了解遗址分布范围及文物分布规律为目的，开展相关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考古调查分为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二者结合，初步将遗址划分为大码头、望江台、巫店子、大石包和老虎滩5个区域，本年度工作区域位于大码头地点。

本年度总计出水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主要为金、银器，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4字。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蜀世子宝”金印。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这枚金印出水时已被人斩成4块金块，虽然4块金块都找到了，但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尽管如此，这块金印也有10多斤重，其含金量达到95%，远超张献忠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不到8成的含金量。

大西政权银锭出水

火铳、铅弹证实古代战场遗址

在江口沉银一期、二期考古发掘中，曾出水了大量银锭，其中不少为官银。

本年度出水的官银，从地域及税种上均可补前两次发掘的空白。尤其是发现了来自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属于大西政权的银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出水的银锭中还有刻有“福建”等字样的官银，但这并不能说明张献忠去过福建。刘志岩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献忠去过福建，这个涉及到银锭的流通方式，有可能其他地方发生灾难，是京城调拨而至，当然也不排除在押解进京的过程中被张献忠抢夺，有很多可能性。

继上一年度工作中发现火铳之后，本年度发掘出水了不同规格的铅弹，这是判定该遗址性质为古代战场遗址的又一佐证。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金、银容器，金、银服饰和金、银首饰，为研究明代的工艺水平、服饰制度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金器出水现场。

↑金铤。

↑金锭。

↑铅弹。

撤离成都时金银或分船分箱

张献忠战争地进一步明确

通过本年度的工作，文物工作者对遗址本身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刘志岩表示，首先确认了文物的分布与遗址内河床的起伏状态、基岩局部的微结构以及航道的位置有直接关系。其次，发现了文物原地埋藏的迹象，在基岩河床上发现了多处银锭、金锭以及金块嵌入岩石的情况，可以推断这批文物未经过长距离搬运，这个区域很可能为战争发生地或接近于战争发生地。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同一属性的文物集中分布的情况，例如发现了金器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银锭的集中分布区，这很可能说明当时货物运载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况，这对认识当时张献忠撤离成都前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考古工作场景。

刘志岩认为，本年度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了江口沉银遗址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与此同时，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重要突破，这对未来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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