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蛋壳公寓赶出门的租房人 也曾充满希望

大家好，我是田静。

最近编辑部的柳白猿神神秘秘的。

人在公司，心却飞了，迟到不说还天天早退，来了公司就拿起手机看视频，

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她在蛋壳公寓租了房子，但蛋壳公司倒闭了！

柳白猿也是看新闻才知道，有些分部办公区已经人去楼空了，她慌了。

柳白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通知把房子收走。这是她来北京的第4个月。她说自己每天都活在侥幸里。

有人计算了一下，蛋壳公寓宣布破产，至少有上百万年轻人受到影响。但事实上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字。

所有在外漂泊租房住的年轻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变少了，对未来的恐惧变大了。

在大城市里漂泊的年轻人，真的连居住权都不配享有吗？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

建设这个城市的年轻人

却没有一个容身之所

前两天，北京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这场初雪似乎来得比往年早了些，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惊叹、分享，却很少有人在意，在这样一个寒冷萧瑟的日子里，有些人被赶出了自己的租房，被迫流落街头。

从上周开始，有关“蛋壳公寓”可能宣布破产的消息不断传来，尽管蛋壳已通过官方微博回应，“没有破产，也不会跑路”，但“资金链断裂”“蛋壳公寓租客被换锁”“蛋壳租户被赶出门”“房租贷影响征信”等等消息层出不止。

这不是长租公寓模式第一次出现问题了，加上租客维权艰难、种种纠纷不断，一时人心惶惶，连围观者都难免心感寒凉。

居住权，本该是一座城市最低的底线。如今，为居所发愁，却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共同难题。

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指数与个体生存之间的矛盾，许多人愈加困惑：

为什么在高楼耸立的繁华都市，有一处能遮风避雨的屋檐和房间，都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原本是高昂的房价压得人喘不过气，现在对于那些初入社会或是年纪尚轻的北上广漂青年，连租房都必须变得提心吊胆。他们突然发现：曾经让他们充满希望的城市，如今竟然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马修·德斯蒙德 (Matthew Desomond) 书写的有关“租房”的民族志《扫地出门》一书里说过，

“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

而对于这种后果以及这种痛苦，我们往往容易将其理解为“个案”，是某个人的个体不幸。但身为旁观者，我们到底是否有可能对这些不幸产生更具体的理解，甚至通过某些方式伸出援手？

实际上，租房问题，不是只关乎人的居住权利，它背后暴露了资本与制度的问题，其中充溢依赖与挣扎、剥削与自由。

更重要的是，它事关今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其安全、信任、尊严、自我与意义。

长租公寓，

曾被租客视作“救命稻草”，被资本视作金矿

在长租公寓这种模式出现之前，天下苦房屋租赁市场乱象久矣。

黑中介、“二房东”、破旧的房屋……都让刚毕业的大学生或是在一线城市漂泊的青年，心力交瘁、尊严尽失。

这时候，长租公寓的崛起，无疑成了许多人租房问题的一根救命稻草。

许多人相信，长租公寓的模式，可以让租客不必担心突然被赶走，不必担心二房东的套路；

同时，被重新设计的居室和一套基本的物业管理，也为蜗居生活保留了一丝尊严。

长租公寓一时成了市场的新宠，在它兴起的背后，资本的力量如暗潮般涌动。

有行业报告如此形容未来的市场：到2020年，中国租房人数将达到1.9亿。

到2025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将从现在的1.1万亿元增长到2.9万亿元；到2030年将会超过4.6万亿。

加上过去一系列政策，都在指向租赁市场。人们纷纷开始相信，“重售轻租”的局面正逐步被扭转，租房时代已经到来。而国内的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的市场份额只有2%左右。

因此，大量的资本不断渴望涌入这块待开发的“金矿”，而已有的品牌，更是希望能多分上一杯羹。经历几年的挤占，那些背靠房地产巨头的品牌，在资本的加持下，高调狂奔。

然而，也正是资本的加持，让原本“美好”的长租公寓变了样。

他们疯狂抢占市场，引发种种问题，市场之内更是充满了恶性竞争。

大约两年之前，我爱我家的前副总就曾经曝光，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品牌都在以高出市场价20％-40%的价格争抢房源。

业主的胃口被调高了，房租因此水涨船高。而房租上涨的背后，是更加岌岌可危的长租公寓行业。

抢占房源、体面装修，让他们资金压力倍增，一旦资金链断裂，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无家可归，后果不堪设想。

▲水木社区发帖内容

当资本承担起城市更新的重任，考虑的总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扫地出门》里尤为残酷地指出了问题，因为驱逐，房客的生存底线被不断突破，为房东的“烂房”带来数额不菲的租金收入。

因为驱逐，一些人的困顿贫穷，转眼就成了另一些人暴利的源泉。

契约无用，社会信用机制面临崩溃

相信对于许多被“扫地出门”的租户来说，他们最无法理解的一点可能就是，为什么明明签订了租房合同，自己也按时缴纳了足额的房租，却要被迫接受随时可能被赶出门的窘境？

房东同样感到不公，自己的房子出租了却收不到应有的房租，那么又该找谁申诉？中介消失跑路、监管迟迟不见，最终，无奈的房东与租客只能爆发了直接冲突。

无疑，资本的贪婪与扭曲是这次问题爆发的原点，但长租公寓问题的背后，更令人担忧或惧怕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伴随之前ofo、P2P、各种长租公寓品牌接连出现“爆雷”的问题，又未见相对妥善的解决或处理，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开始怀疑，是否签订好的契约可以顷刻不再奏效？契约是否还具有约束意义？

人们开始担忧，社会之中原本作为信任基础的契约精神正在崩塌，社会信用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曾经在《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中提及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

这种信任是以信用契约或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双方严格遵守信用契约是维系此种信任的关键。

如有一方失信，则会受到惩罚，人们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往往不会产生失信的行为。这种信任关系更为理性而长久。

但是，今天我们却能明显看到这种社会信任在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Soziologie) 一书中早已提出过：“信赖是在社会之内的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对于这个社会的繁荣与秩序有着深远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高信赖度，就如同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会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运作带来一种保障性的安全感。人们不用花费巨大的成本去过度考虑环境和人性的复杂，而是按照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去合理行动，即可达到预期的效果和收益。长久而言，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反之，如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社会互动常带有戒备心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将会下降。

而个体的道德诚信，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任体系。诚信的个体，是社会信任的大环境所孕育出来的，这之中必须有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督，也要有个人道德的进步。社会信任体系的整体崩塌，无疑正将社会推向规范有序的良治的反面。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层面的信任危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它的影响和危害更为巨大，不再局限在局部，而是对于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冲击。

好的制度设计，才可能约束人性

那么，面对目前的这些问题，除了依赖个体的自救，还应该有哪些解决途径或方法？

法律、公约、道德、公众舆论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准则，公众舆论施压、国家机器的制裁都可以是直接的解决途径。

但我们还应该知道，许多恶行的产生并不只是个体道德或个别机构的作为，正如严飞在《穿透》里指出的，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目前的制度与法律的设计逻辑，明显有违“社会的内在道德精神”。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怪象出现：遵纪守法的人无法获得起码的利益保障，损人利己之人却能够逃脱惩罚。如果无法修正这种“惩罚善良、制裁正义”的制度逻辑，我们就更无法期待社会成员能有多么高尚的品质或精神。

为了避免坏制度的示范效应，就更需要制度建设。

所谓“制度” (institution)，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如果我们渴望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首先必须改善的，就是其所依存的制度。

制度首先具有约束、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制度的存在，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施以规范，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惩罚，以维护秩序，实现社会的善治。

同时，一个好的制度也会公正地调节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只有建立一套把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通过制度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疏导，从而内化人们的行为动因，最终实现增进全社会利益的目的。

好的制度还可以内化人们的观念水准。

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也在不断被约束和规范，在这些被约束和规范的社会基本范畴上达成一种共识，并随时接受他人的道德和价值的评判。长期来看，人们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在社会公共观念制度的建构和改进之下，也会不断地进步，这一过程，就是观念内化的过程。

当引入一种合理的机制后，就可以做到有效引导人们的思维活动，塑造集体的道德判断，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整合、秩序合理运行。

有效的制度建设，还能激励人们的行为选择。人们都有理性的一面，喜欢趋利避害，按照自己的“相对收益”及其“偏好顺序”，进行有针对性的利好选择。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代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经典论点：

在公共利益的条件下，个人投入集体行动的边际代价往往大于边际效益。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通常会趋于一种“搭便车”的投机行为。

相对应的，制度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减少人们互动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和不自发性，通过提高某些行为的代价并奖赏另一些行为，从而改变人们的“相对收益”及其“偏好顺序”，限制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之走向有序化。

“制度之善”的背后是公平和正义，因此可以抑制人性之恶，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从而确保秩序的正常稳定。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些社会问题之上，看到背后真正的根源，尽可能督促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改进。

文明社会，并不只是经济数字的指数级发展，也不仅是科技的进步多么令人惊叹，还应该不断完善道德与社会的价值体系，让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们，能够真正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并且拥有良好的安身立命的空间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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