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才能思痛 或有更严重的危机等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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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送走了“麻烦制造者”，但美国在各领域面临的麻烦远未结束。发生在1月初的美国国会暴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相关科技公司连手封杀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社交媒体账号，让舆论开始关注“民主的危机”：特朗普让美国多年来形成的政治规则失效，而科技巨头手握信息与数据形成的巨大权力似乎成了另一个“利维坦”。对此，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

美国国会暴乱事件之后，美国国民警卫队加强了国会周围的安全保卫。（AP）

多维：发生在1月初的美国国会暴乱事件，让西方舆论集体呼吁“别再践踏民主”，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群体越来越情绪化，很多评论者担心这部分人会成为潜在的暴力分子。冲击国会事件甚至被形容为特朗普的一场未遂政变。你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

袁征：其实发生这样的事，也在情理之中。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对于美国不完全是坏事。随后发生的事也证明了，国会暴乱加快了白宫的权力过渡，特朗普的日子变的很难过，拜登（Joe Biden）的上任更加顺利。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从技术操作上来讲，国会暴乱事件发生在美国有点不可思议。事发之前，特朗普已经公开发出号召，让支持者“进军”华盛顿，按中国的话来讲，有点“进军首都勤王”的意思。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理说其公共管理等各方面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当你已经可以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到哥伦比亚特区这么大点地方，不发生点事情就奇怪了！

白宫也好，国会山也好，是不是应该加强安保？是不是应该设置多重的路障？白宫不设置路障可以理解，因为煽风点火的主角就在白宫，前来集会的都是他的支持者。但是国会山为什么没有？人群随便一冲就能冲入国会山？而且当时国会山正在进行清点选举人票的程序，这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想到，国会山的安保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不确定这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阴谋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有些人真的盼着出事。

只有出点事，才能“解决问题”，因为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国会暴乱事件实际带来的影响对于拜登都是有益的。这里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美国如果不去进行总结，将来这些事还会出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国会暴乱事件让美国政治制度蒙羞，突然之间暴露出美国在制度安排上的很多灰色地带，没有规章制度可言，有很多空子可以钻。但滑稽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没觉得美国人有在深刻反思这些问题，比如对于总统的权力怎么去约束，对于一些议员不理性、不合规的一些做法、说法如何约束等等，至少在这些方面反思还比较欠缺。

多维：特朗普从此次美国大选投票结果揭晓那一刻起，种种不愿承认败选的言行，一直到煽动支持者“占领国会”，让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显现出不容忽视的裂隙。美国的开国先贤在制度设计中特意留下了一些弹性空间，以保障权力交接能够顺利进行而不被过于死板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这需要依靠政治人物遵循共同的政治原则与个人德行。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美国其他政客在面临选举争议时，都能够以大局为重，服膺制度，树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是美国体制能稳定高效运转的根本。特朗普几乎是彻底打破了这种优良传统，开启了“谁更没有下限”的潘多拉魔盒。

袁征：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美国的政治体系来讲，国会暴乱这件坏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关键是美国怎么反思。美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些“灰色地带”（就是你所讲的弹性空间）的确受到了冲击，但我并不认为美国价值观层面的根本性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被动摇了，受到冲击的只是在这套价值理念之上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法律制度安排等，这是很多人依然对美国有一定信心的原因。

袁征：美国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性原则，或者说经典自由主义中的那套理念，自由、平等、秩序、法制、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必须保护等等这一系列原则，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站出来说“我反对”，所以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不认可对国会山的暴力冲击。这是美利坚这个国家当初能够成立，并且能够持续下去的根本性因素。

美国最初就是13个州各自为政，后来又有了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人群移民而来，如果没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这个国家早就解体了。如果真的是根本性原则出现分歧，特朗普也不会在国会暴乱后灰溜溜的，更不会有对他的第二次弹劾了。尽管表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不安、骚动，但是美国社会中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上中下层，在价值理念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也没有人能够挑战这些原则。

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的治理机制、法律制度等等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的快速加剧，比如很多美国人没有从精英主导的全球化中受益，很多中下层民众丢掉了工作、生活水平下降等等。这些社会问题让特朗普钻了空子，特朗普也不断助推民粹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还会有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出现。美国未来需要做的是如何把那些漏洞堵上，让“灰色地带”变得相对清晰——只能是“相对”，因为要平衡秩序与个人权利，既要防止国会暴乱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又要允许人们去华盛顿游行。

多维：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学者们往往会说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机制与自我调整能力，而面对美国社会分裂的加剧，价值观层面的基础性原则还能够支撑其民主政治的自我调整能力吗？

袁征：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我觉得美国应该还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不知道美国需要多长的时间，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现有的问题。美国似乎还没有危机到那个程度，以解决现存的问题。

就目前来讲，的确有不少美国人在反思，言论是畅通的，但在一个如此分裂的国家中，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社会撕裂极其严重，要怎么样才能够达成共识？我觉得有可能美国还要经历某种形式的危机以后，才会出现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反思，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对一些制度安排做出一些改革，甚至是一些大的变化。这样的危机可能是外部的，可能是内部的，内部出现更大危机的概率更高，包括种族等问题。只有整个美国社会都进行深刻反思，觉得美国不能这样了，必须要有所调整，必须要进行重大改革了，这个时候美国可能才有相应的动力和能力去改变现状。

我不知道到这一步还需要多长时间。仅仅说现有的话，我不认为美国具有这种动力和能力。我的感觉是，美国还没有到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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