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超欧美 中国何以自证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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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有一句经典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邓小平经常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一脉相承。第二层含义是社会主义反对贫富悬殊，主张共同富裕。这两层含义合在一起，即邓小平构想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至少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正是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导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将最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蛋糕”上，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政策导向和实践不仅让大约9亿人摆脱贫困，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普遍贫困难题，而且中国得已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带来的贫富分化开始在中国社会加剧。坦率说，为了缩小贫富分化，过去多年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不论是江泽民时期提出并启动的西部大开发，还是胡锦涛时期实行的力度空前的扶持“三农”措施、全民社保，都缓解了贫富差距，改善了民生。但总体而言，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中国仍有近40%的人属于农村人口，其中多数人收入低、生活条件差。而在60%的城镇居民中，固然已有许多人生活富裕，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常年都在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挣扎。

四川西南的大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中国贫困县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被称为中国贫穷的样本，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贫困困扰着这里。 图为当地彝族小孩。（多维新闻）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008年之后中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其中2015年是0.462，2016年是0.465。《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已经接近于美国。

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海内外有不少声音质疑今天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诸如“中国已经变质为资本主义”、“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之类的质疑，屡见不鲜。应该说，严重的贫富分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自我定位构成严重挑战。再加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传统，相互叠加之下，社会上对于贫富分化不满的声音日益普遍，甚至已开始滋生仇富心理，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严重的贫富分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提振内需，进而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当前正在推进的内循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制约内需启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严重贫富分化国情下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无力消费，也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的“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都有消费的刚需，都希望通过消费来改善生活，只是苦于消费能力的不足。

中国大城市的高房价令不计其数的年轻人感到巨大压力。（VCG）

二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不足、严重不均衡，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四座大山”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多数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不敢消费。今天中国虽已经在胡温时期建立了全民医保体系，后来又有完善，但保障水平有限，体制内体制外不均等，对于重病或慢性病的覆盖比例更低，许多原本已达到小康水平的家庭往往很可能因为家里有人身患一场大病而彻底返贫，甚至债台高筑。今天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大量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严重短缺。而在那些教育资源相对充足的城市，大量家长又不得不为孩子的课外培训费用发愁，深陷无休无止的内卷化竞争中。

养老更是如此，因为公共养老体系的不健全，体制外的多数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养老只能靠自己和孩子，一旦年迈丧失赚钱能力或孩子不孝，老人的晚年必然无比贫困和心酸。2020年在中国舆论场轰动一时，令人发指的陕西坑埋母亲案，就暴露出了农村养老困境。住房难同样非常严峻，在机会多、生活条件好、年轻人蜂拥而至的大城市，房价高企，年轻人普遍难以负担，大量家庭被迫掏空家底给孩子购房，许多年轻人沦为房奴。

欲解决上述问题，只能回归和承接邓小平当年论述社会主义说的“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普遍贫穷的难题，那么接下来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重心应该放在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绝不是平均主义或大锅饭，而是在尊重差异和自由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确保财富分配的公平，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唯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才算名副其实，才能说真正接近令人向往的理想彼岸。

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任务。随后几年，中国政府将脱贫攻坚战上升为事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政治任务。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言外之意是，不仅要继续“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而且旨在解决的“不平衡”更是排在“不充分”之前。同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方式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政策宣示层面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导向。“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在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收入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则提出明确目标，包括“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两会”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如今，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脱贫攻坚战任务已经如期完成。这可以说是中国减少贫富分化的阶段性成果，但距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今后中国应继续在三次分配中下大力气，包括在以市场为主要分配手段的第一次分配中优化就业政策，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以政府调控为导向的第二次分配中强化社会基层组织建设和财政转移支付，让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改进国有企业股份分红纳入社会保障等机制；在以慈善事业为主的第三次分配中规范和健全慈善体系，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公益事业。三次分配同时发力，不仅将释放更多消费潜力，形成经济良性循环，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色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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