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如何才能跨过中国宏观经济新周期

疫后全球经济并未快速实现快速同步复苏，呈现“K型”、“U型”和“V型”等复苏分化的特殊走势。疫前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疫后经济复苏加快，但经济进入放缓周期的判断不变。一方面，中国不刻意追求经济增速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持续的增长动能依然十分关键。另一方面，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仍不稳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激活全要素生产率，更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经济增长范式。

重新审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生态

中国宏观经济有其自身演进逻辑，在新旧范式的转换中，创造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不可避免会有曲折、有险阻。传统经济增长的资源要素驱动转向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高度依赖资源消耗和出口导向的前增长时代已然不复返，而单纯以市场换技术的权宜之计更无法适应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地缘政治矛盾突出的“新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激烈变化以及内部经济转轨进一步凸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既要适应经济增速调整为中低速的客观性，同时也要防止经济增速降速过快和市场化改革滞后的问题。

疫情期，中国经济宏观杠杆率有所攀升。数据显示，中国宏观杠杆率（债务总额/GDP）攀升较快，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测算，2020年四季度末已达270.1%，较去年上升了23.6个百分点。保持宏观经济杠杆率基本稳定已成政策基本导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杠率过高，互联网金融衍生风险，以及居民部门因房地产和消费产生的杠杆率过高问题已引起金融监管的重视。“十四五”将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平台企业的数据流量风险和互联网科技风险的防范尤为突出。

疫情期，中国经济经历了从“按下暂停键”到快速修复的过程。从经合组织发布的相关数据看，2020年，中国不仅是G20经济体中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还将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由于低基数影响，机构普遍预测2021中国经济增速将至7%∽9%的水平，但必须看到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加剧，科技与国际金融竞争性冲突正在加剧，而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经济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势必会诱发外溢风险，恐造成经济形势动荡。

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均位于放缓的周期，更为复杂的形势在于国际环境的演变。尽管美国经济展现出复苏强劲的优势一面，但依托美元体系与债务驱动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拜登政府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高达27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务可能酝酿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近期美国以及全球股市激烈震荡、大宗商品异普遍暴涨和安全资产的稀缺，比特币资产规模更是升至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普遍的政策短视、选举政治和妥协艺术在更多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面前已显得十分脆弱无力。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念和模式亟待重构

传统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显然，人口红利的下降、老龄化危机等已经开始侵蚀过去中高速增长的根基，摒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寻求通过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实现突破，真正向高质量发展才是未来正确的道路选择，统一国内市场，巩固内需市场发展优势。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后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既要考虑到短期政策的成效，寻求政策的稳定与逐步回归常态，更要着眼从结构性层面继续推动经济改革，需要有契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学范式革命。

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调整在于主动发现风险和防范风险。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经历，资产配置的组合也面临资管新规、财富市场风险加剧和居民理财观念变迁等新的挑战。扭转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并非易事。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经济产业依附与技术创新短板“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掣肘，过剩产能、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的创新亟待重新整合。如近期新能源热、芯片热等新兴产业应防止走集中度过高、资源内耗的老路。

除了审视内部发展形势，辩证认识急剧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生态更为紧迫。短期看，中美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新一任政府的执政思维转变，可预见性更强，但基于美国国会对华战略竞争身份的定位和美国“制华”派的崛起，竞争与合作将会更趋于复杂化，规则制衡、联盟威慑和“科技脱钩”等风险仍存。从趋势看，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例如粮食安全保障、原油进口、核心技术限制和日益增多的贸易争端，推高了贸易成本。“十四五”将着重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源安全和科技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的冲突与博弈已进入到更深层次的领域。“十四五”规划确立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于中国经济而言，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理念，坚持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涉及到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突破国外核心技术封锁；二是要推动国内产业链体系向价值链转型，抓住疫后全球产业链体系重构的机遇，以科技创新、扩大内需和城市圈建设为依托，巩固核心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三是高度重视粮食与能源安全，花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两大领域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推进现代农业和种子本土化，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产业。

防范系统性风险与金融业价值回归

以史为鉴，过度金融化和“脱实向虚”产生的风险隐患巨大，比如房地产泡沫、互联网金融乱象等。从近几年出现的问题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例如跨区域经营、激进扩张和股权层层嵌套，埋下大量的风险隐患。典型以中小银行集中出现的资不抵债、不良率高企以及信用违约事件看，其背离了金融监管的规范和要求，而且凸显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体现的脆弱性。从国际比较经验看，资本的高度集中、市场垄断和放松监管衍生出了许多风险问题，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过度金融创新、脱离监管的典型，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强监管仍是金融业的主基调。。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84%。近几年大规模的影子银行整治成效显著，为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成为抵御新冠疫情风险的重要保障。自2017年监管机构开展影子银行整治以来，已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超过14.5万亿元，减少的主要是通道业务和脱实向虚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和风险压力测试结果较好，但局部仍存有中小银行可能出现的不良率攀升、资本不足等结构性风险问题。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加快，凸显了金融数据治理和金融科技监管的重要性。数据显示，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提升到36.2%。从长远来看，商业银行的资金空转和监管套利等行为极大抑制了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行业的发展，信贷资源的错配和过剩则凸显了信贷结构的不平衡，一边是部分大型企业的信贷资源过剩，一边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二者的悖论表明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功能错位。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的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和组织架构层面的数字化，而更是服务理念、价值创造的机制转型。“十四五”规划也着重强调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更加聚焦实体经济。

展望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潜在增速依然保持领先优势，但结构性问题仍待新的模式进行调和。既要防范房地产、金融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又必须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对内“夯实根基”、对外“筑牢防火墙”。“十四五”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伴随科技驱动战略布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及庞大的消费内需和人力资本支撑，跨越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周期已然指日可待，届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韧劲和纵深将更为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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