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被罚，反垄断中的平台如何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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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阿里巴巴集团在数十年前提出的目标愿景，若干年来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挥着它的威力，改变着许多人的生活。阿里遭巨额罚款，我们能获得哪些启示？

阿里巴巴作为连接着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和商家的，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在与其他平台经济主体重塑着中国商业版图的同时，可能忽略了全球“社会-资本”版图的新变化。新形势下，平台经济主体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

繁荣所依赖的不稳定关系框架

阿里是平台经济的代表，平台经济是产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资本的增密直接提高了经济体的规模效应和产出效率，而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决定了国民获得的福祉多寡。平台经济通过组织整合产业资源，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崛起高度吻合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资本增密的进程中，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同时，通过在流通环节获取利润，资本得以自我增强。社会和资本的相互促进和发展构成了其关系的基石。

但社会和资本的关系并不稳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社会和资本的平衡在历史上经常会发生剧烈的偏移：社会政治生活的紊乱导致敌视和破坏资本；资本的无序扩张侵蚀社会秩序的例子在各国反复出现。仅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就能找到典型的案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生产资料的破坏、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对智力资本的敌视；1992-1994年经济过热期间产业资本的迅速扩张导致金融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使得通货膨胀问题加剧，这期间GDP平减指数最高超过20%，社会付出的代价高昂。而近几年的“P2P”行业的快速崛起与风险暴露，令大量居民养老积蓄受损，展现了资本领域的失序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量。

在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论述中，我们也能看到“社会与资本关系变化”的思想体现——“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这其中“极端的不公”即财富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极化问题，而“资本的无序扩张”是重要的导火索。

资本之所以会出现“无序扩张”的现象，在于资本的竞争主体有内在的扩张冲动，这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相一致。虽然社会整体与资本的关系复杂而不稳定，但个体与资本的关系却简单明确，个体总是倾向于占有更多的资本，“努力赚钱”似乎也成了当今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在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中，对资本的争夺是经济主体的主要竞争内容。而个体相较于社会的生存时间更短，前述动荡时期“资本并非越多越好”的集体记忆显得遥远而不切实际。个体和集体在面对资本时的矛盾意味着对资本的监管要取得宏观和微观上的平衡，难点在于宏观管控的同时，如何不抑制个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继而保护整体产出效率和社会福祉，同时还要确保宏观意义上的稳定持续纠偏，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对应到最新的反垄断治理实践中，监管当局应关注如何保护重要平台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如果平台主体的经济积极性受挫，失去了推进鼓励消费、鼓励商家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则经济整体产出效率和社会福祉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

管控资本的逻辑起点和脉络

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性质是复杂的，资本也绝非仅对社会带来促使效率提升进步的正面影响。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资本如何异化劳动要素，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马克思在200年前就注意到，资本，这一人类创造出的异化物，毫不客气地完成了对人的异化，将人异化为反自然性，转化为劳动要素，成了资本的附庸。时至今日，这一观察结论的穿透力依然令人震惊，对于当今社会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

资本的异化能力在当代似有所增强，在现代技术背景下，环境资源亦被异化为生产资源要素，产生生态环境恶化的风险；金融体系在金融资本的侵蚀下变形异化，金融体系不规范的“空转套利”、“监管套利”等新现象出现，产生金融体系不稳定风险和负外部性风险；社会结构也出现异化，资本通过在总量和结构上的扩张，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扭曲，产生贫富分化的社会风险。上述生态环境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正是刚刚收官的“三大攻坚战”具体指向的领域。“三大攻坚战”所针对的这三大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例如1952年伦敦化学烟雾事件、欧美周期性金融危机、拉美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三大攻坚战”可以被看做是新时期中国管控和驯服资本的政策理论尝试。

在“三大攻坚战”顺利收官的基础上，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管控资本”的政策脉络顺理成章。这个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经济现象有着较好的解释力。那么，政策作出如此考量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社会”与“资本”的关系变了，或者说，“公平”与“效率”的天平正在从后者向前者倾斜。

“社会”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展望

一般地，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如果是资本积累较慢但社会公平性较高，社会主义思潮向占据社会主流，资本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直至资本低效造成的成本过大，思潮开始逆转；反之亦然。国内在三十余年前出现的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共识而告一段落，客观上是与当时国内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相契合的。而以“桑德斯现象”为标志，在2020年初发生在美国的“姓’社’、姓'资'大讨论”中，由于发生在一国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桑德斯以社会主义标签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支持，也为民主党的拜登最终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奠定了基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即是“不平衡”问题的正式提出。在经济追求“平衡”发展的过程中，低收入人群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政策关注和资源倾斜，这点从人民银行的最新政策表述上可见端倪。

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2020年10月撰文指出，“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阐明币值稳定和民众收入提高的政策目标；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孙国峰司长，在今年年初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分析文章中明确指出，“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就业是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最有效的方法，“就业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大的事”，更加注重就业目标意味着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人行系统在全球较早地提出关注资产价格，考虑到证券、房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令资产持有者财富增值、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恶化，关注资产价格与经济平衡发展的目标一致。

人民银行政策宣示的框架目标十分一致：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考虑到资本扩张近年在全球范围发展的势头较强，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央行被动实施偏宽松货币政策又加剧了资本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广义通胀问题，同时底层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伤亡和失业问题严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明显加剧，形势上也对政策迅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要求。如果政策未能有效响应当前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料想全球范围内社会层面是否会演化出未知的风险。但美国GME避空事件，已经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参阅： 《正在改变的秩序：GME逼空折射美国社会风险》）。基于此，平台主体有必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对自身进行全新的定位：置身新的大背景，降低资本扩张属性，提高社会效益属性，主动配合政策目标，更好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是一种思路。当然，平台经济主体创造就业岗位，贡献税收，这本身也是在为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一百多年前，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工人们面对资本家的压迫，进行联合斗争——“资本”单兵突进式的发展，孕育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世界，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再次遥遥领先并达到近百年的高点，百年前风起云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似乎又回来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警言犹在耳边，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会重新开启吗？平台经济主体，和我们每一个置身经济社会潮流中的个体，可能都要对此作出思考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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