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为何不立法解决仇恨亚裔犯罪？华人应如何争取权益？

亚裔或者华人在面临种族歧视、尤其是仇恨犯罪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出声？要不要只强调“单独案件追踪”，而不是大规模示威抗议，以免扩大事态，激发更多歧视和暴力？这在加拿大华人社区正争论不休的议题，在美国已经有了答案。

4月22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一定妥协和多次修改后，举行了最终的投票。这个由民主党夏威夷州参议员广野庆子（Mazie Hirono）起草的《反新冠仇恨犯罪法》，在投票时获得94票赞成，1票反对。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Jose Hawley）强调，法案中的用词危险，把联邦政府变成“言论警察”（speech police），让其获得庞大权力，可以决定什么构成冒犯言论，并可以实施监控。值得关注的，在上次投票中反对的另外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此次投票并没有反对。

这是一次重要的投票。虽然有批评认为法案仿佛太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种种言论，但它确实是美国国会首次就打击反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居民（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仇恨的首项重要立法。从法案文本中呈现的立法契机来看，目前尚在审理中的亚特兰大按摩院屠杀案激起的“停止仇恨亚裔犯罪“全国大示威，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该屠杀案中的受害者名字都一一列在文本中。这充分回应了华裔社区的一个疑虑：把事情搞大可能弊大于利。要知道，目前那个屠杀案的凶手行凶动机到底到底是他自己陈述的”性瘾“，还是涉及仇恨犯罪，仍有待法庭厘定，过程可能十分冗长。

此外，这个法案带来的另外两个益处也十分明显。一是回应了一个吊诡的现实：举报“仇恨亚裔犯罪“的数字大幅上升，但警方办案和司法机关起诉的案例依然鲜少。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司法部门将设立专门职位，加快对反亚太裔仇恨犯罪的审查和起诉程序。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举报与司法处理良性互动，既增加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也强化对犯罪者的威慑及让其付出犯罪代价。

二是增加了针对处理针对亚太裔的偏见和攻击的联邦及地方拨款。根据该法案，全美要建立多种语言的在线仇恨犯罪举报系统；加强各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关于仇恨犯罪的报告、追踪和培训；为提高公众“疫情期间对仇恨犯罪的认识”提供指导意见，包括剔除描述疫情的种族歧视用语。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已经送到众议院，而总统拜登也已经表态将支持这个立法，因此，这个立法的落实已经指日可待。如今，加拿大的亚裔、尤其是华裔要问：美国能够立法，加拿大为何不可？

从表面看，疫情带来的仇恨亚裔犯罪，加拿大或许没有美国严重，但是，从仇恨案件的飙升来看，加美并无两致。加拿大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已经证明，从去年四月至七月，加拿大全国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已经远远超过对非洲裔、犹太裔、原住民、伊斯兰移民的仇恨犯罪，而后面几个族裔，都在政府立法或者拨款上重点支持的对象，唯有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问题，政治人物至今只有口头的反对表达，在立法和行政资源的支持上，都乏善可陈。而在英文媒体的报道上，更没有像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那样，对仇恨亚裔犯罪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做出深度报道，而更为关注亚裔、尤其是华人的内部分歧或者对华裔的“政治猎巫”。

美国超越两党对立、达成仇恨反亚太裔立法的先例，给了加拿大亚裔、尤其是华人带来了未来反歧视和仇恨犯罪行动的目标。

在目前加拿大陷于第三波新冠病毒流行的当口，可以预料由疫情催化的反亚裔、尤其是反亚裔的仇恨犯罪会更加肆虐，加拿大的立法急迫性完全不亚于美国，我们不能等待类似屠杀大案出现才发力，而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示威抗议并坚持加拿大人权价值、鼓励举报、监督警方和检方增加起诉力度、游说或者施压各级政客与民意代表、与其他族裔包括原住民互助互援、以及投票参政议政等，来推动政府立法进程，改变舆论倾向，提升民众意识。

要达成上述的目标，华裔社群的团结势在必行。不然，加拿大残留的殖民地历史遗产中的“以华制华”倾向，将会沉渣泛起，严重干扰华裔的觉醒和集体行动，也让愿意支持华裔的其他族群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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