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欠这群“九零后”一个热搜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极度割裂的时代。

在网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两种声音，吵得面红耳赤：

一派人催我们不断加速，要更高、更快、更强；

而另一派则努力宣扬“反内卷”……

青年人到底该听谁的？

也许你会发现，其实答案还有第三种。

《九零后》。

这部电影很特别，光是主演有16个人，他们平均年龄高达96岁：

杨振宁、许渊冲、杨苡、马识途、郑哲敏、王希季、潘际銮......

坦白讲，这样的宝藏阵容，书单君以前是不敢想的。

但《九零后》却成功做到了。

答案无他，正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身份——

西南联大校友。

迁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天津相继沦陷。

就在前一天，18岁的高中女孩杨苡，刚刚被保送南开大学。她刚照完毕业照，日本人的炸弹就炸中了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没有了。

为保文化火种不灭，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随着日军南下，不得不再次向昆明搬迁。

国难当头，学生们都不想逃走。

当时的政府代表陈诚说：

“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为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于是，1938年1月20日，“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开始了。

教授坐车，女生乘船，大多数男同学，选择了徒步。

他们给步行团起了个优雅的名字，叫“湘黔滇旅行团”。

当时19岁的杨苡，也跟着大部队离开天津。

在经过中国边界的时候，她们就一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如今，101岁的她，想起那时的情景，仍然眼含热泪：

“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然后到广州、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我们要绕这么大圈才能够到云南。”

经过3600里的长途跋涉，1938年4月28日，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六天后，学校正式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这一年，联大第一批新生开始报道。一个叫许渊冲的18岁青年，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他当时的心思只有一个：抗日！

他之所以选外文系，并非因为热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理科不行，只能选文科。”

但他有两个理科很好的同班同学：

一个叫王希季，让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另一个叫杨振宁，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而当时，还没人在意这批穷书生。

求学

起初，西南联大连校舍都没有。

第一批搬来的学生，只能暂时租借民房、中学和会馆来上课。

为了搭建校舍，校长梅贻琦请来了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交出了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但很快就被否决。

原因很简单：没钱。

接下来，梁思成的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三层改到二层，再从砖墙改到土墙，就连屋顶也从青瓦变成了铁皮和茅草。

当他改完最后一稿时，学校干脆告诉他：

“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改用茅草覆盖；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愤怒的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把设计图纸狠狠摔在校长梅贻琦面前：

“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做什么？”

梅贻琦向来寡言少语，他将地上的图纸一张张捡起，无奈地说：“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哽咽道：“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间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强忍泪水，声音更加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所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用一堆堆茅草和铁皮覆盖的西南联大校舍建成了。

一个茅草房20张双人床，上下铺，一共挤40个人。

臭虫躲在被窝里和木床接头的地方，一到晚上就出来咬人。

每到下雨天，教室漏水不说，屋顶的铁皮还“乒乒乓乓”响，学生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清楚。

由于战争原因，物价涨了30多倍，街上饿殍遍地。

学生们吃得最多的，是学校里的“八宝饭”——老鼠屎、谷糠、砂石的混合物。

每次吃前，都要先往碗里舀一勺汤水，然后用力搅拌，等大多数杂质都沉淀后，饭才能入嘴。

教授们也苦，但当有趣的灵魂走在一起，苦难就变成了诗。

一向清高的闻一多，不得不靠卖文、做印章来赚钱养家。但即使如此，也只吃得起豆腐渣和白菜帮。

冬天为了省柴火，他居然以“锻炼身体”为名，让孩子们跑到村头的小溪，去洗冷水脸。

数学家华罗庚，屋里的灯只有豆粒那么大，为了节省灯油，他总是灯芯捻得小小的。

他常常嘲讽自己“清高教授”的身份，说所谓的“清”，意思是只喝得起清汤寡水。

最出名的“梗”，来自朱自清。

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一个乞丐缠着，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说罢，乞丐扭头就走。

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教授达到了学术的巅峰。

冯友兰在昆明写出了著名的《贞元六书》；

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

朱自清写出了《经典杂谈》；

傅斯年写出了《性命古训辩证》；

华罗庚完成了他《堆叠素数论》······

报国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这句诗，出自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赶快》，也是他的遗诗。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云南成了前线，大批西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

缪弘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他，奔赴前线去当翻译官。

在一次进攻中，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了山下去。

作为翻译官，缪弘本可以跟着下去，但他还是选择同战士们一起冲锋，最终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牺牲时，他年仅19岁。

跟缪弘一样投笔从戎的诗人，还有穆旦。

在一次战斗中，他的战友和马都死了，只剩他独自一人走在胡康河谷的毒雨里。

穷途末路中，他染上了一种致命性的痢疾。拖着虚弱的身子，一路上还被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谁也没想到，在失踪五个月后，这个24岁的年轻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一首名为《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的诗。

里面写到: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联大学生的名字——他们全部在抗日战争中报国参军。

1946年7月，三校复员，西南联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联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它在战火中保留下来的文化火种，得以继续出国深造，成为日后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力量。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发表了一篇《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到：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

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在他的号召下，大批学子回国。

1950年2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归国；

1950年10月，吴大昌归国；

1951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接下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

这些曾经在战争后方的联大学子，以他们的方式，兑现了当年国家的期许。

也许在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清清楚楚。

然而对于80多年前的这群青年来说，他们对前途、对国家的命运，同样充满了惶恐，就像你我一样。

如今80多年过去，当初的年轻学子，很多已是百岁老人。

然而，你会发现，当他们谈到曾经在联大求学的日子，流露出的状态，依然只有“年轻”二字。

哪怕今天，他们依然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100岁的许渊冲，已经翻译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

90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依然每天都准点上班，工作量不比年轻人少；

105岁的马识途，耳朵快聋了，眼睛快瞎了，但他觉得，还有头脑没有痴呆。

2019年，《九零后》的导演徐蓓去采访杨苡。这个当初的17岁小姑娘，如今已经101岁了。

徐蓓还清晰地记得采访她时的情景：

“那天中午好冷，我去采访杨苡先生。我进屋看见她盘着腿在床上休息，一个人很入神地听歌。

我问她，‘杨先生你在听什么？’她很调皮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然后就把耳机塞在我耳朵里面。”

耳机里放的是一首英文歌，歌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翻译过来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是为了弄懂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如何在看清生活的荒谬后，依然热爱生活，也许就是这群“90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内卷还是“反内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卷”。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青年。

西南联大已不在。但西南联大精神，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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