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治理大反思

2020年3月26日，纽约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帮助一名刚刚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的人将一个物体放入生物危害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慌乱！

那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王冠一样的新冠病毒（2019-nCoV）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横扫世界，迄今已入侵全球200多个国家或地区，造成上百万确诊病例，并带走数万条生命，六大洲无论是发达还是落后国家没有几个得以幸免，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达官显贵，都成为被感染的对象。很多国家掀起抢购风潮，货架上的食品和日用品被清扫一空，医疗用品与防护物资极度紧缺，医院里躺满了必须仰赖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的重症病人，主要疫区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濒临崩溃，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境内人口流动并关闭国家边界，经济活动急剧收缩，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一次以视频方式开了一场特殊的峰会，试图为战胜病毒、走出危机达成某些共识。这就是一场战争，很多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战斗不是在国家集团之间打响，而是在人类和病毒之间进行。

如果回到4个月前，这根本是无法想像的场景。彼时，人类社会一片祥和，在疫情首发地湖北武汉已蠢蠢欲动的病毒也没有引起任何社会警觉。武汉人在忙着准备过年，地方政府在召开“两会”，在武汉市发生的不明肺炎病例引起了部分医生注意，但政府对“两会”期间社会维稳和春节前社会应该“安定祥和”偏执窒息了疫情警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人道灾难就这样在猝不及防中来临，造成中国3，000多人死亡，8万多人被感染，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近6，000万人被封锁在家，全中国一度到处都是死寂的空城，给国家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和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共的决策能力和应对能力备受质疑，酿成几十年来严重危机之一。

这场首发于武汉的疫情如照妖镜一样，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暴露无遗，照出了中国崛起亮丽外衣下官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自私自利的专家、低效繁琐的决策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对中国来说，需要在国家治理上的反思至少包括六个方面：一，立刻叫停非法交易与滥食野味等不文明行为；二，如何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吸取非典（SARS）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教训，改革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与疫情预警系统；三，如何遏制公权部门官僚的国家暴力偏好，敬畏民意，包容批评，维持媒体与网络活力和舆论监督能力；四，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平衡权责，缩短决策链，提升危机反应速度；五，如何克服正在向原教旨化发展的政治意识形态，尊重科学，尊重专业，实事求是；六，如何铲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变对社会维稳与“安定祥和”的片面追求，在决策上真正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2019年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又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集中论述。这次疫情危机就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将提出和实现这一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当下中国与这一目标的差距充分暴露。尽管在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果断做出封城决定，并发挥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从全国调集医疗防护用品和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再加上中国人尤其是湖北武汉人非常配合地将自己关在家中隔离，有效切断病毒传播，让中国得以走出疫情危机并开始启动经济引擎，为全球防疫提供了一个可供借监的样本，并且开始为其他国家提供医疗与物资协助，但是，这些通过巨大牺牲才换来的成绩，不能成为停止反思的借口。

2020年3月28日，在意大利罗马，为了防范疫情，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个社区进行消毒。

如果这场疫情止于武汉，那么对这场危机的反思或许就可以到中国为止。倘若如此，除了向来以俯视姿态看待大陆的港台社会，至少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又多了一个奚落和嘲笑中国的案例。事实上，自武汉疫情爆发后，港台与西方媒体都不乏对中国的各种指摘，中国人是多么愚昧落后，中国政府是多么专制和轻易动用强力部门隐瞒疫情，甚至能想出严重侵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封城招数等，各种“教师爷”般的隔岸观火与冷嘲热讽不绝于耳。但是这一次，病毒不再“讲政治”，它像照妖镜一样也照向了欧美西方社会，于是一切掩盖在发达、先进、自由、民主、平等各种光鲜外衣下的种种不堪，一下子就现了原形。

原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与健保系统也存在那么多漏洞，根本承载不了病毒袭击带来的检测与救治压力；原来有那么多通过民主选举程序选出来的发达国家政府首脑和官员那么无能，在病毒威胁面前不仅无知傲慢，甚至连最基本的责任感都谈不上；原来西方政府为了国家财政与经济活动的考量—在本质上其实为了资本的利益—居然能在疫苗研发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提出实施“群体免疫”，在病毒还肆虐发威时就着急开工，将企业的利益与资本的回报凌驾于人民生命之上；原来在那些最讲究民主平等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民主灯塔，居然有那么多人没有健保，很多家庭连几千美元的病毒检测费用都拿不出来，一般民众忍受病痛苦等检测，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变得不堪一击，而有钱人却根本不用等候；原来那些指责中国政府封城侵犯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国家，在病毒攻击下也一个接一个走上了封城道路，并且为在疫情面前反应迟钝付出了比中国更惨重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生命代价。向来以先进自傲的民众，在病毒面前依然傲慢地坚守他们文明的“传统文化”，毫无安全防护意识。中国在疫情爆发伊始就把首都北京列为严管地区，严防病毒在国家政治中心和国家安全机关扩散，但很多西方国家不仅毫无此等远见，甚至在病毒已猎杀伊朗德黑兰众多高官后，依旧没有任何防范。一直以共享繁荣与国家安全、价值观为荣的欧美国家，在病毒袭击下，在这场给经济、安全和价值观带来致命冲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完全是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这样在他们眼里专制、落后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

这场病毒疫情始发于武汉，但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扩散，以封城等措施为代价，在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同时也拖住了病毒蔓延，为欧美国家争取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但这些国家竟无一例外如武汉一样，甚至比武汉更荒诞地犯尽各种愚蠢的错误，浪费了宝贵的窗口时间，以上百万人染病、数万人丧命和近乎陷于停滞的经济，为自己的隔岸观火、无知傲慢、政治正确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疫情在中国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提出要全面反思导致疫情发生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那么比中国疫情更严重、损失也更惨重的欧美国家，就能用一句“中国病毒”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难道不应该对自身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进行更彻底、更全面的反思吗？

必须认识到，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全球化的人类与病毒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基于对导致战争原因和灾难的反思建立了战后的世界治理体系，大体上维持了世界和平，成就了迄今为止七十多年的经济繁荣。那么，经由这场战争，各国是否应在反思自身国家治理的基础上，就如何进行“战后”的全球治理，进行更深入的系统反思呢？尤其是中美欧三个全球化最重要的中心，同时又先后沦为中心战场，是否更应该引领这场全球治理大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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