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病死率相差百倍 中国为何遭最多质疑？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在欧美疫情成为主要爆发地之后，外界对中国防控的真实成果，以及对外披露的病毒信息都表达了很大的质疑。

美国从疫情开始就有把病毒传播至全球的责任推给中国的倾向，从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到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都质疑过中国政府的透明度，美国媒体还曾炒作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质疑中国数据的报告（后被情报机关否认），也引起了舆论风波。

此前，伊朗政府也多次对中国疫情数据表示不信任，卫生部发言人甚至称中国数据是“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且死亡率更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目前统计的病死率在4.07%，已经是普通流感的几十倍。不过尽管如此，外界看到欧洲多个发达国家病死率超过10%，欧盟国家整体病死率高达8.53%，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病死率也已经攀升至3.54%且还可能上升，外界对此多有不解，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比中国高出不少，中国的病死率真的可信吗？

除了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较，舆论的质疑还有两个现象的根据：第一个是中国武汉疫情爆发之初，由于检测不足、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有新冠肺炎患者还未检测就死亡的情况；第二是3月底开始，武汉殡仪馆开放领取骨灰盒，有媒体报道门口百米长队，加上殡仪馆火化量以及骨灰盒的购买量远超平日的报道，给人“武汉死亡人数远超官方数据”的印象。当然，这背后实际上指的是疫情期间中国地方政府存在大量瞒报。

然而，这些言之凿凿的质疑，终究是根据现象进行的推测，比如殡仪馆的火化有多少是新冠肺炎死者？未能检测的死者数量对死亡率的影响有多大？都是问号。死亡率本身也并不只是受到医疗条件的影响，各国统计口径本身也存在差异。

病死率为何会相差百倍？

实际上，中国新冠肺炎病死率在全球是中等范畴，目前全球病死率最高的是法国，高达14%，在出现死亡病例的国家中病死率最低的是新西兰和科威特，低至0.1%。为何法国和新西兰的病死率能相差百倍？显然没有人怀疑这是故意瞒报的结果。

病死率是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占确诊病例的比例，分子是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分母是确诊的整体人数，然而这两个数字都受到各国检测范围和统计口径的影响。

检测能力和范围对于死亡率有很大影响。（AP）

检测能力和范围对这两个数据的影响极大。并非每个国家的确诊数据都能体现社会整体的感染率——比如韩国、德国较早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病死率保持在低位，而美国在疫情开始初期检测能力受到阻碍，直到现在每百万人检测量也不及韩国。这是使得美国病死率一度颇高，在检测范围大幅度提升之后病死率才出现下滑。中国因人口众多也难以做到如此高的检测率，但是严厉的防控和追踪措施补上了短板。

另外，由于英国、西班牙已经美国一些地区的防控策略，可能出现大量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患者居家隔离乃至自愈的情况，这部分病例也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检测，对确诊人数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中国在4月之前也未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并未将其计入确诊人数之中，也造成统计口径的细微差别。

而对于死亡率的分子，各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美国和意大利都将死后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病例全部算入死亡病例，这一规定已经相当严格。然而，美国《纽约时报》4月5日报道称，美国有公共卫生专家及医务工作者表示，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系统来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加之新冠检测能力持续不足，以及一些偏远地区的验尸官缺乏工具，官方统计数据未能准确地记录全美死于新冠肺炎的真实人数。意大利重灾区贝加莫的市长在此前也表示，有些人死因不明且未被登记为新冠肺炎患者，因为没有人在这些人去世之前或之后对他们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即便在一国之内，统计口径也有差别。据德媒报道，汉堡向疾控机构和对外宣布的死亡病例数并不相同，区别在于是否统计死于心力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这部分人群在各国都存在，未来美国、意大利是否会因此调整数据也不得而知。

最后，各国人口结构的不同对死亡率也有很大影响。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约占全国23%，法国为20%，美国则是16%，中国约11%，而老年人、具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率普遍比其他人群要高。随着对新冠病毒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结构的其他方面乃至各国的自然环境问题都可能成为死亡率变化的因素。

质疑中国数据的心理

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具有这么多因素的影响，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仍然会不断变化。正因为这些因素，无论是中国的数据还是其他各国的数据，都存在着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实际上，现在简单地比较各国的死亡率，意义并不大。

中国疫情数据的可信度，从现在武汉解封的情况就可看到。图为4月4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为疫情中的死难者默哀。（新华社）

中国数据偏差的程度是否是政府故意隐瞒、和现实差距有多大，从武汉解封、中国其他地区3月下旬以来逐步复工复产，几乎没有发生聚集性感染的事实中，就已了然。且从中国对确诊病例的隔离、治疗、追踪等复杂程序来看，要在涉及如此多人的各种环节之中，同时做到防控追踪和故意隐匿死亡病例，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死亡病例可以大量隐匿，那么中国的疫情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此时各国政府发出关于对中国数据的质疑，更多来自不想担负责任的心理，而来自西方舆论的质疑，除了对中国一贯的印象所致，也有一种不想或不愿承认目前疫情局面的情绪。对于疫情防控，各国皆有应该反思之处，全然把责任推给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并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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