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可能的合作点在哪里？

上周，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两大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和美国大选。而在后者中，不管是否准确，国际舆论和分析对拜登当选后的外交政策都给予了更多聚焦。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把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有关拜登的一些信息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是有希望维系一段的，双方存在着可能的合作点。

拜登与川普对华政策基调的同与不同

在视中国为战略对手这个问题上，拜登与川普区别应该不大，这已经被国际舆论和客观事实所普遍认同，差异在于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两人的共同点来说：中国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对手这一点上没有不同。

根据笔者经历的事实，这一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巴马首次访华时，提出中美间建立G2关系，被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严正拒绝，导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性发生重大改变。随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都在向高度集中和集约的方向发展。如果方向正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使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对美国构成越来越难以抗衡的优势，以至必然会发展到对美国来说也难以收拾的地步。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已经足够庞大，而且还在越来越庞大，对美国来说，这不是朝鲜，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

而今年以来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又给了中国一次巨大的机会。就全球性疫情的全面态势来看，中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而且经济上还在继续发展。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透露出来的信息，今年GDP总量有望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肯定名列第一，而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正在经历第二次疫情的煎熬，形势非常不乐观，经济更谈不上会有大的发展了。面对如此背景，拜登也很难改变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的判断。

国际舆论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上周国际媒体来自华盛顿的综合消息透露：拜登的首席顾问们周三表示，一旦拜登当选，在决定如何处理美国对华关税之前，他将立即与美国主要盟友磋商，目的是要通过“集体影响力”来进一步强化制衡中国的能力，“立即磋商是有必要的，以确定哪些是美国和盟国可以共同对中国施加影响的领域”。

这些顾问还暗示，拜登当选后会解除川普对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税制裁。如此，拜登和盟国合作对华也将更加顺利，而且他过去担任副总统时就曾获得盟友的认可。

但拜登毕竟不是川普，笔者认为他和川普对华政策的区别主要将表现在这样几点：首先，反华和反共言论会减弱，这会减轻中国官方的国内外政治压力，同样美国也会得到回报；其次，对川普目前施加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封锁会有调整和减缓，这也是美国自身的利益使然；最后，在全球性话题和地区性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他客观上很难不寻求中国的合作。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假如继续像蓬佩奥那样，在全球掀起反华反共言论，必将使中国官方和领导人在全球面临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对领导人的压力会更大，国内的压力比国外更大，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这是生存问题。这种关系只能使双方走向不往来，而这对美国利益实际上并无益处。

其次，在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在总体控制的框架下，拜登对川普当前对华的极端手法会有调整，因为这种手法实际上也会损害到美国企业自身的利益，而且也丧失了实现美国目标的灵活性。《亚洲时报》网站近期就对此刊文称：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他会试图找到一条途径，摆脱川普政府在同中国打了三年技术战后陷入的局面。

报道认为：美国的对华基调不会有任何改变，但为了换取中国让步，拜登政府会削弱川普政府在技术战方面的一些限制。文章认为：川普的技术战并没有让华为5G移动宽带的推出速度放慢，尽管技术战对华为公司的手机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

彭博社10月30日也报道说：一部分投资者预测，拜登获胜，将使中国科技和出口股获益。

至于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民主党的价值观也必定会使拜登需要中国的合作。例如环境问题，中国在环境问题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朝鲜问题也是如此，上周拜登在韩联社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将采用从“自下而上”的方式，拜登此前始终对川普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首脑外交方式持批判态度。他同时强调：美国要与韩国、中国等周边国家合作。

总之，如果拜登当选，在与川普对华政策基调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拜登这个新人会有一定的新气象。但从根本上讲，如要使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大的良性改善，恐怕不得不如笔者以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那样：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即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现在如果拜登当选，未必不是个机会。

中国与拜登合作的可能和切入点

除了拜登方面的上述政策趋向外，中国自身未来的对外政策取向也与此相吻合。这清楚地体现在中国上周通过的中共五中全会的决议中，这就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使得拜登的未来对华政策与中国实际上是有部分吻合点的，这客观上构成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哪怕可能是部分的。

从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关系来说，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清楚：一方面认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并做出“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论。按照中国官方文件的表述习惯，这应该被理解为中国不想与欧美发达国家全面对立，中国不想与美国打仗；决议中“中国将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要求，更是表明了中共领导层的上述决心。这一切，构成了未来中国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指导性框架。

至于中国科技和财政高级官员10月30日的记者会，则更是对上述框架的具体化补充了。核心是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式的创新，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这一切表明：中国科学创新离不开外部世界，这使得中国政策的可信度空前增加。

与此同时，对“双循环”的解读更是强调：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相反，展望未来，中国外贸进口和出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规模将会持续地扩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持续地提升，这也是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同样也欢迎外企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建设。

实际上，中国国内大循环的概念完全不是一个新概念。据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冼国明介绍，大约在2015、2016年左右，当中国外贸占据国内GDP份额太大、因此引发其他国家异议时，中国国内就有一个设想：对国内市场的开发投入更多财力，扩大国内民众的消费，后来则发展成了供给侧改革。这表明国内大循环是自觉的调整行动，而不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外部压力使然，起码不完全如此。

根据上述事实，中国与未来拜登当选后可能的对华政策是有相当部分的吻合的，至少在上述三点上可行：一是美国减弱反共反华言论，尤其是动辄用“中国共产党”代替中国的宣传，同时中国一些媒体，特别是非党委机关报性质的媒体和专家在宣传上也应该有所克制；二是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进行哪怕是部分的合作；三是两国在全球和地区热点上的合作。只要有这些领域的合作，哪怕是部分合作，中美关系至少还可以勉强维系，起码不至于彻底脱钩并走向全面敌对，这对双方实际上是都有益处的。

笔者最后还是想强调的是：考虑到奥巴马首次访华时提出过中美G2框架的建议，而当时拜登是他的副总统，以及经过川普这一届任期双方的种种波折，未来中美双方都应更多研究中美未来怎么相处的问题。笔者上文中提出的中美“新G2”的双边关系框架可能是一个方向，否则未来中美关系的波折将影响世界、损害世界。

（注：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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